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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待了26年。
黄埔军校的“跨党”学生

文强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地主官僚家庭,他的姑母文七妹便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
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认,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
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这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鉴于白色恐怖严重,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
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在四川,文强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曾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与杜聿明结下交情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携妻子出走,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在淮海战役中的职务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把这样一位资深的军统干将推到火线上去,显然出自蒋介石对他军事才能的欣赏。
早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就在校长办公室召见过文强,因为当年黄埔四期八百多名考生中,文强的成绩排名第三,以致在军校与他睡上下铺的同学林彪自此以“三哥”称之。文强与林彪自然没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与毛泽东却是实实在在的姑表兄弟。因此,他曾与毛泽东站在长沙橘子洲头“指点江山”;又曾在周恩来的监督下参加共产党;而他以中共高干的身份第一次入川执行任务时,他的直接领导人便是朱德。
然而,这只是文强的半张脸,另外的半张也充满传奇——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蒋介石曾经三次接见他,每次都委以重任;而戴笠视他为军统接班人;程潜把他请回湖南,以帮助自己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失败的原因是不懂哲学”
文强淮海战役被俘后,被关押在济南战犯管理所。解放军攻克南京,管理所出刊庆祝。文强的献诗是: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子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此诗一经张贴,其他战犯无不大惊失色,组长王耀武甚至不敢从墙报面前通过,绕道前来劝说文强赶紧把“反诗”撕掉。文强冷笑道:“一个‘痛’字表明我对国民党失败的哀悼,一个‘雄’字表明我对共产党胜利的喜悦,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如果这是‘反诗’,那你叫共产党把我枪毙算了!”出乎包括文强在内的所有战犯意外,这首“反诗”在墙头张贴长达七天之久,居然无人问津。
被关在功德林监狱,文强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报纸登载了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关于在国庆十周年特赦战犯的建议。然而,在急迫的期待中,文强一次又一次失望了:首批获赦没有他,第二批没有他,第三批没有他。
当第四批、第五批依然没有他的时候,他恍若热锅上的一只蚂蚁。好在徐远举仍在功德林,这位在文强的帮助下学会了镇定的“军统”高干,现在反过来安慰文强:“共产党发起的反右斗争结束不久,对我们这些军统人物采取谨慎的措施,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文强打断他的话:“军统、军统!那康泽凭什么出去?沈醉凭什么出去?”徐远举一时无语,稍有片刻,他说:“看来你我的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你,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人的历史有你复杂。所以,恕我直言,你想早点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你表哥毛泽东写一封信。”
文强冷冷笑道:“我出不出去跟他没有关系,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从1959年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直至1975年3月19日正规股票配资公司有哪些,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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